八.历史名人：

邹　忌：(生卒年待考)，战国时期著名齐国政治家。

邹忌以鼓琴游说齐威王，邹忌走进内宫聆听齐威王弹琴。听完后，他连声称赞道：“好琴艺呀！好琴艺……”齐威王不等邹忌称赞声落音，连忙问道：“我的琴艺好在哪里？”邹忌躬身一拜道：“我听大王那大弦弹出来的声音十分庄重，就像一位名君的形象；我听大王从那小弦弹出来的声音是那么清晰明朗，就像一位贤相的形象；大王运用的指法十分精湛纯熟，弹出来的个个音符都十分和谐动听，该深沉的深沉，该舒展的舒展，既灵活多变，又相互协调，就像一个国家明智的政令一样。听到这悦耳的琴声，怎么不令我叫好呢！”邹忌接着说道：“弹琴和治理国家一样，必须专心致志。七根琴弦，好似君臣之道，大弦音似春风浩荡，犹如君也；小弦音如山涧溪水，像似臣也；应弹哪根弦就认真地去弹，不应该弹的弦就不要弹，这如同国家政令一样，七弦配合协调，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乐曲，这正如君臣各尽其责，才能国富民强、政通人和。弹琴和治国的道理一样呀！”齐威王说：“先生，你的乐理是说到我的心坎里，但是光知道弹琴的道理还不够，必须审知琴音才行，请先生试弹一曲吧。”邹忌于是离开琴位，两手轻轻舞动，只摆出弹琴的架势，却并没真的去弹。齐威王见邹忌如此这般，恼怒地指责道：“你为何只摆空架子不去真弹琴呢？难道你欺君不成？”邹忌答道：“臣以弹琴为生业，当然要悉心研究弹琴的技法。大王以治理国家为要务，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的大计呢？这就和我抚琴不弹，摆空架子一样。抚琴不弹，就没有办法使您心情舒畅；您有国家不治理，也就没有办法使百姓心满意足。这个道理大王要三思。”齐威王因之醒悟，请封邹忌任相国，和邹忌大谈治国定霸大业，并封赏下邳(今江苏邳县西南部)给邹忌，称成侯。

邹忌劝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，主张革新政治，修订法律，选拔人才，奖励贤臣，处罚奸吏，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，从此齐国渐强。

邹　阳：(公元前？～前120年)，齐国人。著名西汉散文家。

汉文帝时，为吴王刘濞门客，以文辩著名于世。吴王阴谋叛乱，邹阳上书谏止，吴王不听，因此与枚乘、严忌等离吴去梁，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。邹阳“为人有智略，慷慨不苟合”，后被人诬陷入狱，险被处死。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，表白自己的心迹。梁孝王见书大悦，立命释放，并尊为上客。

邹阳有文章七篇，现存两篇，即《上书吴王》、《于狱中上书自明》。又《西京杂记》录有他的《酒赋》、《几赋》，不可信。从《上书吴王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，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、晁错有一致的地方。因他是吴王门客，其时叛乱尚未发动，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，文多隐语，常于言外见意。《于狱中上书自明》，情意恳切，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。文中反复征引史实，词采华丽，多用排偶，有战国策士说辞意味，《汉书》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。

邹　亮：(生卒年待考)，著名明朝学者。

专工诗文，为景泰十才子之一。喜藏书，著有《鸣柯》等书。

邹元标：(生卒年待考)，江西吉水人。

明万历进士，刚作官的时候因得罪张居正而被贬，于是潜心研究理学。张逝世后，他又出来作官，以敢言著称，母逝世后居家讲学三十年，为东林党首领之一，与赵南显、顾宪成共号为“三君”。后为魏忠贤所忌，被迫辞官而归。著有《愿学家》。

邹守益：(生卒年待考)，字谦之，号东郭，安福人。著名明朝学者。

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。师从王守仁，强调“缜独”，“戒惧”。著作有《东郭集》。

邹应龙：(生卒年待考)，陕西长安人。

明嘉靖进士。曾上书揭发严篙父子，言辞激烈，因此被罢。嘉庆时任云南巡抚。万历年间因得罪东厂太监冯保被罢免，后病逝。

邹汉勋：(公元1805～1853年)，字叔绩，新化县罗洪人(今隆回县)。清朝舆地学家。

生于清嘉庆十年。父邹文苏，岁贡生，研究经学，有传。母吴氏，为新化名宿吴兰柴之女，善诗文，尤精舆地。邹汉勋少从母学，常聚灰画《禹贡》山川图形。及长，知衣冠轮舆古制及九州形势，十六岁助邹兄汉纪编著《春秋左氏地图说》、《博物随抄》等，十八岁即自编写《六国春秋》。清道光十一年(公元1831年)父逝世后，邹汉勋蛰居高平山中，专心读书，开始撰写《读书偶识》。清道光十七年(公元1837年)补府学弟子员。后肄业长沙城南书院，师事贺熙龄、丁取忠等，从习算学和历法。清道光十九年(公元1839年)应邓显鹤之约，参与校刊《船山遗书》。道光二十五年(公元1845年)与邓显鹤编纂(道光)《宝庆府志》和《新化县志》。后应贺长龄之邀入贵州，先后纂修贵阳、大定、兴义、安顺四府府志，一时有西南方志大家之称，后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誉为清朝名志。

清咸丰元年(公元1851年)中举人。次年赴礼部应试，不第，归途访魏源于高邮，为魏著《书古微》参订《尧典释天》，并为其书绘制《唐虞天象》、《璇机内外》、《玉衡三建》诸图。咸丰三年(公元1853年)邹汉勋回长沙，闻其弟汉章随江忠源军被太平军围于南昌，遂与江忠淑率军赴授。围解，叙知县，留军参赞军务。同年秋，江忠源授安徽巡抚，11月抵庐州(今安徽合肥)防守。他随同至庐州，迁直隶州同知，12月太平军破庐州，他被杀于西门，终年四十八岁。

邹汉勋生平著述除上述外，尚有《五均论》、《六国春秋》、《广韵表》、《说文谐声谱》、《贵州沿革表》、《水经移注记》、《南高平物产记》、《颛顼历考》及《学艺斋诗集》等共二十余种。

邹伯奇：(生卒年待考)，字特夫，广东南海人。著名清朝科学家。

精通天文、历法、数学，善于将数学应用于实际。他总结我国关于几何学方面的成果，写成了较完整的几何学著作《格术补》，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反光镜、透射镜等的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、望远镜、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。另外还著有《赤道星图》、《黄道星图》等。

邹　容：(公元1885～1905年)，原名绍陶，谱名桂文，字蔚丹、威丹，四川巴县人。著名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。

邹容六岁时入私塾读书，公元1897年参加巴县童子试，因反对主考官出生僻题目为难考生，愤然离场罢考，公元1898年在重庆随日本人成田安辉、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和日语，开始阅读报刊，接受“新学”。后因大胆抨击孔孟之道，被经书学院开除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邹容曾做诗悼念谭嗣同，表示要“继起志勿灰”，1901年夏到成都，参加赴日留学考试，因主张革新，被官厅以“聪颖而不端谨”为借口取消录取资格；9月往上海，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，1902年春自费留学日本，入东京同文学院学习，并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，编写通俗革命读物。

后来邹容结识了章太炎，并在其热情支持下撰成著名的《革命军》一文，斥责帝国主义为“外来之恶魔”，清廷为“我同胞之公敌”，号召推翻清政府，建立中华共和国，实行自由平等，“以复我天赋之人权”。该书出版时，署名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。章太炎为该书作序，并在《苏报》上撰文介绍，先后发行逾百万，影响极大。

1901年夏天，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。1902年春，邹容东渡日本，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。

在这期间，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，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万法精理》、约翰穆勒的《自由原论》，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。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。

邹容一边学习，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，1903年3月31日因愤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雨发破坏革命、生活糜烂，与同志剪其发辫，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，后被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视为大逆不道，照会日本外务省，驱赶其回国。他回国后，加入蔡元培、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，积极参加拒俄运动。4月27日在张园拒俄大会上慷慨陈辞，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。他与保皇派进行了坚决斗争，拒绝加入“国民议政会”，拟创立革命团体“中国学生同盟会”以联合全国学生。

邹容在日本时，已着手撰写《革命军》，回到上海后，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《革命军》的最后定稿上。1903年5月正式出版，章太炎为之作序，章行严(即章士钊)为它题签。

上海的革命刊物《苏报》刊登了邹容写的《〈革命军〉自序》，和评论《革命军》的文章，这一来，人们争相阅读《革命军》，交口赞誉它应成为“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”。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《人权宣言》的公开问世，清朝政府为之惊恐，认为“此书逆乱，从古所无”，“尤非拿办不可”，于是勾结帝国主义租界的工部局，向上海会审公廨提出控告；7月查封了爱国学社和《苏报》，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，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“苏报案”。《苏报》案发生后，章太炎被捕后，邹容自行到巡捕房投案，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二年，1905年4月3日在监狱中被恶吏折磨身亡，终年二十岁。

《革命军》，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、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。全书2万多字，共分七章叙述：一、绪论；二、革命之原因；三、革命之教育；四、革命必剖清人种；五、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；六、革命独立之大义；七、结论。

《革命军》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：“伟大绝伦之一目的，曰革命。巍巍哉！革命也。皇皇哉！革命也。”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，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，明确地指出：“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。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。革命者，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。革命者，顺乎天，而应乎人者也。革命者，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。革命者，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。革命者，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”邹容指出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，称皇帝，建立专制政体以后，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，就是中国兵连祸结，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。因此，邹容得出结论说：“革命！革命！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，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。”

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，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：“欲御外侮，先清内患”。《革命军》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：“乾隆之圆明园，已化灰烬，不可凭借。如近日之崇楼杰阁，巍巍高大之颐和园，问其间一瓦一砾，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，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。夫暴秦无道，作阿房宫，天下后世，尚称其不仁，于圆明园何如？于颐和园何如？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，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。”

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中，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，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。他说：“‘量中华之物力，结友邦之欢心’，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！中国者，中国人之中国也。割我同胞之土地，抢我同胞之财产，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，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，所以感发五中矣！”因此，邹容主张用革命的手段，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，他豪迈地说：“磨吾刃，建吾旗”，同清王朝“驰骋于枪林弹雨中”，然后，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“外来之恶魔”。邹容坚决地宣布：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，“忍令上国衣冠，沦于夷狄，相率中原豪杰，还我河山”。邹容吸取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，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，不再维护清王朝，而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“洋人朝廷”，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。

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中，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，共25条纲领。例如，“定名中华共和国”，“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”，“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，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，为全国之代表人，又举一人为副总统，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”，“凡为国人，男女一律平等，无上下贵贱之分”，“不得侵人自由，如言论、思想、出版等事”等等。由此可见，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。

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。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，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，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，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。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，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，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“皇权主义”，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，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，真不愧是“雷霆之声”，惊动中国，惊动全世界。

《革命军》以高昂的革命激情，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、民族恨，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，它旗帜鲜明、大胆泼辣地“劝动天下造反”，犹如一声春雷，炸开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，受到广泛的欢迎。自从《革命军》出版以后，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，已成为定论了。

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，在《革命军》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，导致他写出“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”的错误词句。在愤怒指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，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，如“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”等大国主义思想。我们不可苛求前人，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。

《革命军》出版后，翻印流传极广，风行海内外。据估计，它在辛亥革命时期，共印了二十几版，总印数超过一百一十万册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。孙中山十分重视《革命军》的作用，他在《革命原起》一文中追述说：《革命军》一书，宣传革命，“华侨极为欢迎，其开导华侨风气，为力甚大，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”。

《革命军》一书的出版，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。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，得到《革命军》后“三读不置”。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，在家乡沪州读到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和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“大受感动”。

《革命军》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，气势磅礴，震聋发聩，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，把皇冠震落于地。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，正如鲁迅所评价的：“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，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，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。倘说影响，则别的千言万语，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‘革命军马前卒邹容’所做的《革命军》。”